日台政治经济的连结与制约对两岸统一的影响:基于依附型产业结构的分析

日期:2018-09-12 16:24 来源:《统一论坛》杂志 作者:曹瑞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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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湾对日本依附型经济产业结构的形成

  1896―1945年的50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不仅成为日本的附属地,专事生产糖、盐、米、苤麻油、硫磺、木材等民生与战备物资供应日本,也成为日本开拓南洋的南进基地。此一时期,台湾的建设与发展是典型的“被剥削型殖民地经济”模式。然而,台湾光复后,经济发展并未因脱离殖民经济而能独立自主,反而因两岸分离与对立、美国势力入台以及日本经济政治力量重返,台湾经济发展步入另外一类“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至今仍无法脱离,难以独立自主地转型与成长。其中,庞大的代工产业链级为典型代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过程的下列四个阶段,亦可看出日本经济力重返台湾的过程。

  1.(1951―1960)第一次进口替代时期

  2.(1961―1970)出口扩张时期

  3.(1971―1978)第二次进口替代时期

  4.(1979―2000)加速经济升级、发展策略性工业时期

  上述四个阶段中,外力支持与投资方面,60年代以前以美援及美商的经济支持与投资为主力。第二阶段与第四阶段的出口扩张与发展策略性工业期间,台湾分别设置数个出口加工区及高科技产业园区。而出口加工区及高科技产业园区里,除了美商与少数欧商之外,外商公司的主力几乎都是日本公司。不仅如此,台湾工业化期间的食、衣、住、行等主要相关产业都有日商或日资身影。台湾成为日本分工、代工、乃至次级技术转移与市场分流基地,却也因此使战后至今的台日政经关系更趋紧密。

  虽说台湾市场规模较小,经济力与技术力无法与日本竞争,却因此形成互补之局,直接强化了台日间的依存关系。且经时间验证,当日本与周遭,尤其与中国大陆的政经冲突与竞争愈激烈,台日经济的依存度就愈高、政经关系就更加紧密。

  归纳相关研究得出,以日本为主的跨国资本与技术是促使台湾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催化剂。但跨国公司广泛控制的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甚至及于当今的岛内市场等,却使得台湾经济陷入高度依赖资本与技术进口的窠臼,且难以自拔,以致削弱本地资本与技术积累的潜力,阻碍台湾提高经济自主和工业升级的努力。换个视角解释此等关系,即是战后的台日关系从经济的互补性整合关系,转换成为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支配关系。特别是日本利用台湾制衡中国大陆,与民进党托依日本推展“台独”进程的目标与阶段性利益相互重叠时,日台的政经支配关系就更为紧密,甚至抵消两岸和平统一工作的许多成果。

  二、台湾产业对日依存现况

  在日本设计与引导的雁行经济架构下,台湾依附型经济模式随之顺向发展至今,台湾当局与民众不仅已习惯,也成为生活与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自觉,因为一切都已是那么的自然,没有丝毫“违和感”。

  当今现况是台湾民众的食、衣、住、行均已显露出许许多多日本味,台湾主要产业、主要大型与中型企业也几乎都为日资或日企所掌控。例如:行的方面,台湾满街跑的摩托车,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几辆,而摩托车四大品牌山叶(YAMAHA)、光阳(KYMKO)、三阳(SANYANG:sym)、铃木(SUZUKI),其中山叶即是日本的YAMAHA系统,光阳与三阳则是日本的HONDA系统,铃木则是日本的SUZUKI系统,四大品牌无一例外都有日资,且在日本技术与资金框架下,虽然历经数十年胼手胝足的努力,但结果是台湾的摩托车业,除了光阳机车成功发展自我技术、挣脱日本的资金与品牌等控制之外,其他品牌几乎完全落入日本手中。汽车产业亦不遑多让,不仅台湾汽车市场是日系车天下,丰田(TOYOTA)、日产(NISSAN)、三菱(MITSUBISHI)、本田(HONDA)等尽是日台合资公司在台组装生产,且大部分利润均归日本公司所得。

  食的方面,遍布台湾的两大连锁超商7-11与全家,以及最大连锁百货公司的SOGO、新光三越、大叶高岛屋等均为台日合资企业。而大街小巷中的日式拉面店、盖饭、牛肉饭等日式餐厅连锁店,若非台日合资就是日方独资企业。亦即台湾人吃的、喝的、穿的,都离不开日系。进一步分析,台湾民众与企业,几乎是从技术、资金、生产、到消费都离不开日本所设下的经济框架。

  台湾当局也已习惯,甚至在刻意或不自觉中,配合日本加大力度展开台湾依附经济的相关活动。例如:台湾高铁系统在李登辉主导下,从欧规改日规。而2011年12月由台湾行政部门核定启动的“台日产业合作搭桥方案”,来年3月由经济部门工业局成立“台日产业合作推动办公室”(Taiwan-Japan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Promotion Office:TJPO),以建构完善的推动体系及单一服务窗口。其目标在于加速推动台日重点产业合作,扩大合作类别范畴,运用台日产业互补优势,共同开拓全球市场。但事实上,“台日产业合作推动办公室”的许多措施却让台湾陷入依附型经济的更深结构中。例如:“台日产业合作推动办公室”与日本官方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在台湾合作举办日资缅甸工业区台企招募会、或协助日商经由台商进军中国大陆,等等。

  再者,如2017年蔡英文当局所提金额高达8000余亿元新台币的前瞻计划中,占有超过半数额度比例的轻轨等交通建设计划,几乎已锁定与日本企业合作,却欲以公营企业承办之名,暗渡陈仓。民进党前民意代表蔡煌琅2016年年底接任公营企业台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名义上是官股所投资且占多数的公营企业,实质上仍是日本车辆、日本住友两家公司投资36%的台日合资企业。名为公营实则为台日合资的台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已跃上台面,可预期日系轻轨电车将遍布台湾的景象。

  三、台湾依附型经济对两岸和平统一工作的影响

  400多年来,两岸经济连结甚为紧密,每一时期均有台商运补有无、往来于两岸,亦有许多台商在祖国大陆经营事业。尤其在冷战结构崩解后,从上世纪90年代起,台商就已整批进入祖国大陆投资经商,至今两岸经济关系不仅来往紧密,且祖国大陆已跃居台湾进出口第一位。但在台湾的依附型经济模式下,许多祖国大陆台商的背后就是日本技术、日本资金、甚至是日本老板。一是台湾对日本的贸易额一直以来都是赤字,且自日本的进口额相较于对日本的出口额皆是以倍数计。二是日本对台湾投资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其中一大部分是连结台商转战中国大陆所致。三是祖国大陆虽然已跃居台湾进出口首位,而对日本出口额则占第五位、自日本进口额为第二位,可看出日本运用台湾的依附型经济模式,垫高其在两岸经济互动中的链接度、价值与获利。尤其台商在祖国大陆几乎无法取得融资,台商除了从台企或台银借款之外,转而向日企、日银融资者甚多。

  台商在祖国大陆市场替日本打代理战,拼得头破血流,甚至铩羽而归,结果是大利归日本,小利归台商。然而,在此等依附型经济结构的链接下,日本对台商的实质影响力不亚于中国大陆,甚至在台湾亲日当局的刻意操作下,强化了在祖国大陆失败回台的台商、台胞恶中亲日的效果。台商、台胞回台后又回到了处处日本味的经济文化环境中,或与日资连结、或到日企、台日合资企业工作,加上民进党依托日本推展“台独”进程,与日本利用台湾制衡中国大陆的目标重叠、阶段性利益一致等,皆使得祖国大陆对台交流、特别是两岸和平统一工作的效果被抵消。

  四、总结与建议

  由于台湾的独特历史地理条件及区位限制下的政策规划、以及特殊的两岸关系等因素,形塑出“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造就出台湾与美国,尤其是与日本的紧密连结。在大国竞合的国际关系下,美、日也均欲利用台湾来影响、乃至制衡中国大陆,导致两岸经济交流愈紧密、和平统一工作做愈多,台湾民众亲日、支持维持现状与主张“台独”的比例反而高居不下,甚至出现交流工作愈多、两岸的偏离度愈大的矛盾现象。

  然而,凡事均有正反两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却也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善法之一。亦即,中国大陆得以相对运用台湾特殊地位与情况来处理中日关系。因为,两岸原本就是一家人,经过这些年的紧密交流之后,两岸关系实已较之台日关系更为紧密,可运用与掌控的资源更多,推动适当的经济战略必然可达加乘效果。例如:可运用台湾与日本产业之间的特殊互补与竞争关系,以及上中下游的供应链结构,乃至链接大力向台湾招商引资的琉球(冲绳)经济特区,顺势善用台湾的中小企业与民众,在中日经贸庶民经济平台中取得关键点,作为中日缓冲、搭桥与结合的媒介核心,创造利益惠及大众。在此三方共赢的台面下,实质是中国大陆和平发展的核心利益,一箭三雕,得以摆平中日间的许多问题,亦得以解决台湾的民心向背与疏离祖国大陆等问题。类此命题,皆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两岸和平统一,可为后续研究或政策规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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